一、贵州水稻种植历史回顾

　　云贵高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1995年，在威宁县中水镇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谷碳化物，说明在原始社会晚期贵州高原的人们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 ^[2] 贵州最早有文字记载农业生产的时间是在西汉，《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耕田，有邑聚”。这充分说明贵州高原农业生产初具规模，并形成村寨聚居。经考古和文献资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贵州开始种植水稻的时间、技术水平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基本一致。但到后来，贵州农业生产却长期 发展 缓慢 ，以至到清末仍然被称为“蛮荒”之地，且成为落后与贫穷的象征。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经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贵州水稻生产落后了呢？原因有 以下 三点：

　　（一） 天然食物丰富 ， 缺乏 辛勤 劳动的 动力

　　贵州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温度在15℃左右。又由于地形地貌复杂，河流纵横交错，森林茂密，水草丰满，因此生物多样 性 丰富，各种野生可食水果众多，水生动物随处可见。《汉书·地理志》记载在西南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因此，古代生活在贵州高原的人们衣食常足，无饥饿之患。然而，这对农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农业生产是很辛苦的工作，如果能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生存 材 料，何必去从事辛苦的农业劳动呢？ ^[3] 这一现象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提出的“挑战与反应的限度”理论相吻合。他认为优越的环境对文化的发展是有害的；文化的产生是由于人类对环境挑战的回应。 ^[4]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是由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受到艰苦环境的挑战，而贵州高原则 没有 。尽管这一理论 在 后来受到诸多质疑 ，但无可否认的是，艰苦的环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确实是一个显著的推动力。

　　（二） 自然环境与生产工具的限制

　　贵州古代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而稻是一种需要精耕细作才能有收获的作物，它除了需要一定的光、热 之 外，还 需 要有充足的水分。贵州 属 于 高原山区，87%都是山地，只有13%的丘陵和平地可用于水稻种植，因此大面积种植水稻是不可能的。其次贵州森林覆盖率极高，如要大面积耕种，就需要砍伐森林，开垦为水田。要大规模砍伐森林，又必须具有先进的铁制工具，这些条件在古代贵州都不具备，因为铁制工具在当时还是稀有之物，至明清时，才由汉族移民逐渐带入。再则贵州的土壤普遍为含酸性的坚硬粘土，含沙大，石质工具是很难将其松开播种。这种土壤与黄河 流域 疏松的黄土相比，对农业的发展相当不利。因此，尽管贵州出现农业的时间较早，但却一直很难迅速 地 发展起来。 ^[5]

　　（三） 人口的问题

　　丹麦农业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认为，农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口压力。也就是说，人口的增长及其对现有耕地的压力推动了较高耕种频率的采用以及与其相应的技术改变。 ^[6] 这一理论用于解释古代贵州农业发展迟滞的原因是比较合理的。贵州在明清之前是“地广人稀”，根本不存在人口压力的问题。据统计17世纪初期贵州才有65万人 ， ^[7] 农业的发展因“缺乏劳动力”而受到限制。按常理推测：云贵高原气候温和，天然食物丰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但事实 上 却并非如此。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古代人口增长的原因 主要 有饥荒、战争、瘟疫等 ，贵州天然食物丰富，不存在饥荒 ， 因饥荒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也较小。因此， 影响 贵州 人口增长 最主要 的 因素 就是瘟疫了，而瘟疫又与自然环境 密不可分。

　　云贵高原属 于 亚热带湿润地区，雨量充沛，原始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这样的环境对人类最大的威胁就是“瘴气”。因此，贵州常常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许多文献把贵州描写成“烟瘴密布、蛮烟瘴雾”，中原官员到贵州任职被视为畏途。过去人们对疾病的控制能力是比较低的，特别是对这类传染性极强的瘟疫，几乎是无能为力。《史记》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早夭的不单指男人，女子也应该包括在内。因为瘴气造成的死亡率不但在古代，即使是当代也是非常高的。根据现代医学证实，瘴气就是疟疾。因古代对疟疾认识有限，把它当成是一种毒气，并认为瘴气是山谷丛林中蛇虫、蜈蚣等动物尸体腐烂后产生的一种毒气，所以称为“气”。人被毒气侵入后，即可出现发冷、发热、出汗等症状，轻者使身体虚弱，重者造成死亡。实际致病的瘴气大多是通过一种叫做“按蚊”的蚊子叮咬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 本文 只谈到疟疾影响人口的增长，其实在古代还有许多传染病，如伤寒、霍乱、麻疹、白喉、肺痨、丝虫病、血吸虫、恙虫等等都影响着人口的增长。没有人口的增长就没有持续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加之水稻在所有作物栽培中，是需要劳动力最多的 作物 之一 ，自然云贵高原的水稻生产远远无法跟江南相比了。

　　明清之后，汉人移入，水稻种植有了 较 大的 发展 。 贵州 省耕地面积扩张，稻作遍及各地，并发展出丰富多彩的稻作技术与稻作文化。

　　贵州现存最早的通志为明代弘治期间的《贵州图经新志》，当时记载水稻种植还很少，仅在第一卷《贵州布政司》、第八卷《程番府》、第九卷《安顺州》土产中提及：稻或香稻。《程番府》记载的稍微详细点：“香稻，郡田膏沃，故多佳稻，炊之香白异常”。进入清代后，特别是雍正“改土归流”后，贵州地方文献关于水稻种植的记载日益增 加 ，说明水稻种植在贵州已经非常普遍了。据《黔南识略》记载，贵州水田主要分布于三个区域：以遵义县为首的黔北一带、以贵筑县为中心的黔中一带、以天柱县为中心的黔东一带。黔北、黔中以种植籼稻为主，黔东一带以种植糯稻为主 ， 其余如兴义府和大定府等也有小规模的水田分布。 ^[8] 当时的亩产籼稻粳稻可达346斤，糯稻324斤（旧斤），高于全国平均308斤和276斤的单产，全省粮食可基本自给。 ^[9]

　　尽管贵州水稻种植在明清之后才有 较 大的发展，但是其技术水平并不比中原地区落后，亩产甚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根据贵州山地特点，培育出多个适应高山冷水的“香禾”品种，并逐渐形成“稻鱼鸭”水稻生态种植模式，成为当今水稻产业研究的热点。

　　二、贵州水稻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从4亿到13亿。贵州人口也从1500万增加到4000万。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再次得到验证，1960年代初，三年大饥荒导致人口减少了3000万以上。为满足人口增长需要，国家积极倡导提高粮食生产。因此，这一时期农业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亩产，扩大耕地。 贵州 省的水稻产业也以此为工作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前，贵州种植的大都是高秆水稻品种。这些品种不耐肥、不抗倒、不抗病、产量低，一般亩产最高300公斤左右，并且生产周期长，每年只能种 植 一季。为提高产量，贵州水稻品种大致经历了“高秆变矮秆，矮秆变杂交（杂交稻）”的变革过程。从1964年开始陆续引进了许多矮秆品种。如 矮脚南特、珍珠矮、广场矮等品种。至60年代末， 贵州 省矮秆水稻良种种植面积约33.3%万hm ² ,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40%左右。矮化后的水稻单产提高了20 % -30%。1976年，贵州开始引进、繁育、推广杂交水稻，到2000年，全省杂交水稻推广达65.7万hm ² 。 ^[10] 单产量从1949年的2.69t/ hm ² 提高到2008年的6.67 t/ hm ² 。总产量从1949年的209万 吨 提高到2000年的477.40万 吨 。 ^[11] 当然，贵州水稻产业的发展，育秧、栽插、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技术的改进对于产量的提高也是功不可没。

进入 21世纪后，在袁隆平和谢华安两位院士的指导下，贵州超高产水稻种植试验在兴义启动。2014年现场测产验收，亩产达到1079公斤，创贵州水稻高产新记录。

　　中国政府从粮食安全和 解决中国温饱问题的实际出发，把提高水稻产量作为长期目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40年来，一路赞歌颂词、普天同庆，祝贺水稻亩产不断创 新 中国乃至世界纪录。

　　中国水稻产业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们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 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不可预见 的 风险等。

第一、由于大力推广杂交稻，必将把低产、品质较差的品种逐渐淘汰。所以从遗传多样性的角度来讲是有很大的影响。它使遗传和物种多样性减少，同时还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目前 贵州 省种质库保存有地方水稻品种5968份，但如何发挥这些地方品种的作用，还有待于研究。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卢宝荣所说：“栽培水稻品种多样性的大规模减少是因为大规模推广栽种少数几种高产、优质的品种。而这种只栽培单一水稻品种的耕种模式将增加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他还认为，种质库等措施对水稻品种多样性的保存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是静态保护，使之与其原产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隔离，这将导致这些材料失去其在原产地生态环境下可能发生的新的遗传变异或继续进化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把这一风险降到最低。

　　第二、40多年来，我国的粮食生产政策首先是着眼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故产量是育种的首要目标，放松了水稻品质的研究，偏重提高产量，忽视品质的现象比较突出。 ^[12] 尽管我国于1985年在长沙召开全国优质米座谈会时就提出要重视优质水稻的生产与研究 ， 但有关水稻品质的研究却比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晚的多。从1986起，我国陆续颁布了许多优质水稻生产标准及召开了多次评选活动，并于2000年对1091个优质水稻品种进行普查和分析，结果仅有18个符合优质标准，优质率仅为1.64%。出现这一状况，首先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粮食刚需强势，大多数人还在温饱线上，因此，对高品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其次优质稻谷产量比普通稻谷要低，种子、农药以及管理等成本也较高，统算起来种植优质稻谷的比较收益并不高于普通稻谷，甚至更低，因此，农民不愿意种。 ^[13] 最后，中国人对本国产品普遍患有“信任缺失综合症”。对中国的农产品更是持怀疑态度，即使是标有“三品一标”，他们也会对此表示怀疑。

　　第三、粮食安全风险增大。大量超标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土壤污染、农产品农残等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 响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冲击着整个水稻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伟伦认为，我国粮食产量占世界的16%，化肥用量占31%，每公顷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4倍，过量的化肥很快被水冲到地下，影响土壤的营养平衡。而我国每年180万吨的农药用量，有效利用率不足30%，多种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使病虫害的免疫能力增强。长期的“带病生产”让土地出现了严重的“过劳”问题。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土壤有机质下降，对重金属的固定作用就大幅度减少，土壤的PH值降低了，增加了土壤重金属的危害性。农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超过自然界生态系统可以自我完善和恢复的生态阈值，但是现代农业的污染已经不小于工业污染，占全部污染的47%，需要高度重视。

　　我们对土壤污染究竟来源于什么，污染物在土壤当中怎么迁移转化、怎么消长等问题缺乏研究，土壤退化、修复、治理的核心技术也很缺乏。我国设立了水污染防治的重大专项科技支撑项目，也设立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科技计划，应该尽早在土壤污染防治上设立专项科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