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变迁
我国粮食作物在历史上作为主要食粮的地位多次变化，并且主要产地也不断变迁。战国前以黍稷为主，后以黍、麦为主，再后又以稻、麦为主。 “五谷”的形成相沿了几千年，在食粮供应中所处的地理位置因区域而异。具有耐旱、耐瘠薄，生长期短的粟、黍等作物，在北方干旱地区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的“粟”，又叫谷子，去壳之后称小米，《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粟的86个品种。质量上等的粟称为“粱”，意为“好粟”。小米因有黄、淡黄、青等各种颜色，故按颜色称为黄粱、青粱、白粱，故有“一枕黄粱”和“黄粱美梦”的典故。
春秋战国时期，“菽”所具有的“保岁易为”特性被人们发现，也与粟一样成为当时不可或缺的食粮。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小麦可以在晚秋和早春种植，能很好地解决食粮青黄不接的局面，加之石圆磨的发明和使用，使小麦的食用形式从粒食发展到面食，极大提高了小麦的适口性，因此小麦受到普遍重视，从而发展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唐宋以前，我国北方的人口多于南方。唐宋以后，由于南方地区雨量充沛，适合水稻种植，水稻生产促进了南方人口的增长，水稻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在明末的《天工开物》记载有：“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说明在当时全国的粮食供应中，水稻占绝对优势，其他粮食作物，如大、小麦、黍、稷等，退居次要地位。大豆虽然退出了主粮供应，但豆腐的发明体现了中国人巧妙利用植物蛋白的智慧。大麻更多的作用是用其纤维。一些作物退出食粮，而另一些作物又加入到食粮的行列。明代，玉米、甘薯、马铃薯相继传入中国，并成为我国现代重要的糧食作物。可以说，每一种作物的栽培史，就是农耕文明史的重要一章。 [1]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大国，初期的农耕文化就是粟作文化和稻作文化。如今， “粟”所代表的旱作文化已被麦、豆、薯所取代。我国粮食在唐宋时期就出现过商品化的态势，唐朝中叶以后，南方政治安定，广修水利，占据了土地、光热水气的有利条件使得水稻的产量大大增加，成为全国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每年均有大量南方稻米输往首都和北方地区。然而，“自给自足”的观念在我国农业生产中根深蒂固，直至今天仍然有着深刻影响。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中，市场需求的商品化对农作物种类及产地变迁的影响微乎其微。
随着种植技术的发展进步，食粮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长，最具典型性的就是水稻和玉米。汉代以前，我国农业生产区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一带，由于水资源条件差水稻种植不多。东汉以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逐渐开发，水稻在全国食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元代以后，从国外先后引进了玉米、甘薯和花生三种旱地作物，都因适种性广、产量高而得到大发展，逐渐成为重要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比较适宜北方的自然条件，加之清朝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很快，玉米适口性好，因而成为一种廉价的食物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旱地作物。大豆是我国东北的原生植物，其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的无机氮，而增加和保持土壤肥力。在原来休闲的土地中种大豆，实行禾、豆轮作，可恢复地力。 [2] 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耕作正由休闲制向连作制转变，需要寻求养地的新途径。大豆的出现刚好适应了这种需求，由此大豆引入中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使中原的农业生产以及食物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
“抗灾、保收、救荒年”也是农民选择粮食作物的重要因素。我国古代先民居住在黄河流域，经常由于水、旱、风、雹、霜及病虫害对作物危害造成饥荒。于是必然要注意到作物的抗灾性能，往往选择能抗灾、保收的作物，尽量避免或减小损失。如小麦在夏初成熟，而一般谷物都是春种秋收，此时正值青黄不接，正好可以实行轮作，接续民食，还可减少闹饥荒的机会。我国著名的农书《农政全书》就着眼于救荒、高产作物，如在“甘薯十三胜”中，甘薯就作为“风雨不能侵损”、“凶岁不能灾”、“虫蝗无所奈何”的作物。芋也是有名的救荒食物。生长期短、耐旱的荞麦，春、夏、秋都可以种，遇到别的作物受灾的情况，可以补种一茬荞麦，而免于一无所获。为了“保收”，像稷等比较低产的作物，也没有被淘汰。
传统农业极少以市场交换为目的，作物种植除了取得衣食的资料外，还需要考虑其他作用。比如高粱，籽实是酿制白酒的原料；秸秆又是河防工程上修筑堤防必不可少的材料，可作建材、织箔编席、编筐、夹篱笆、搭瓜棚豆架、充作饲料和燃料；穗梢可作扫帚；叶子可以织席子，织蓑衣，编草帽，作燃料。张骞出使西域引进的牧草，还可用作绿肥以培养土地肥力。在引进甘蔗和甜菜之前，用大麦制糖以做甜食，名曰“饴”。引进棉花之后，棉花提供的纤维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胜过大麻，由此棉花取代了大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这在我国农业种植史，以及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大变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