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谁能养活中国”问题的提出
70年前 新中国成立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发出谰言: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 这个 问题。
40年前的1974年,在第一次世界粮食大会上,国外有专家曾经预言:由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的情势所决定,中国很难养活自己近10亿的人口。
20年前的1994年,美国 学者莱斯特·布朗 在《世界观察》 杂志中发表的 《谁来养活中国 ? 》 一文 妄言, 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 渲染中国“将饥饿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10年前的世纪之交,国内有人对中国粮食安全散布“怀疑论调”,说什么中国土地少,种粮成本高、不如买粮合算,中国粮食安全只能靠国外粮食市场,尤其是要依靠西方市场。
70春秋弹指间,泱泱中国换新天。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比上年 增加113亿斤,增长0.9% 。我国粮食生产喜获“十七年丰”, 粮食产量连续6年站稳1.3万亿斤台阶,中国粮食安全得以保障。
上篇:70余载沧桑田,粮食产业“大变迁”
70余载“沧桑田”,天翻地覆“大变迁”。中国 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 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不仅端牢了自己的“饭碗”,而且对世界粮食安全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粮食 历史上的奇迹 。
一、 粮食总产量由低到高 跃升到世界首位
建国7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和发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重要制度优势,把农业粮食产业置于国民经济发展 “重中之重”的地位。特别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契机,极大地解放 了农业生产力, 推动 了中国农业粮食经济发展 的 大转折和 大变迁 。
(一)我国粮食生产连续登上新台阶
建国 以来 ,风雨无阻,砥砺前进。在一系列惠农兴粮 改革举措和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国从 解决农民普遍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 积极 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确立了农民的财产权,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实施科技驱动战略, 开拓“良种良法良技”等科学种田新途经,不断提高农业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土地产出率、产品优质率、成本降低率,以及节本提效率。 2018年, 我国每公顷粮食产量 到5621公斤,比1996年的4483公斤增加了1138公斤,增长25%以上。 2019年,我国 谷物、豆类、薯类三大类粮食单产水平均继续提高:全国粮食作物单产5715公斤/公顷(381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6.6公斤,增长1.8%。
要强调指出 进入 新世纪 以来, 我国国土中的精华——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与此相对照,全国 粮食总产量连续登上新台阶。 这中间, 粮食单产 连年提高,对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攀上新台阶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 尤其是 从2015年以来的5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登上 并 稳定在6.5亿吨的新台阶。 这充分表明,我国的粮食产 量 已稳定 并 保持 在 6.5 亿吨的水平 。这既 保证了我国在世界粮食版图上的大国地位,又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中国粮食 产量的 持续 、稳定提高,在世界上的角色也相应发生根本性转换。从2006年1月1日开始,中国已由多年的世界粮食受援国 转变为粮食援助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报称赞道,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成为第三大粮食援助国。
(二)我国粮食总产量跃升到世界第一位
1 . 中国粮食生产节节攀升。如果深入考察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历程,就可明显看出,我国在坚持具有 中 国特色的“粮食道路”上,穿过70载风雨历程,砥砺前行, 我国粮食生产“打破周期”,取得连续增产的业绩,被誉为粮食发展史上的奇迹。
2. 我国粮食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 中国在世界前10位的主要粮食生产国中位列首位,其他9个国家依次为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阿根廷、法国、乌克兰和加拿大。这里仅把中国粮食总产量 与 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尼 5位国家粮食总产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作一比较:中国位居第一,比重为 25.12%;美国位居第二位,比重为 24.00%;印度位居第三位,比重接近10.66%;巴西位居第四位,比重为8.49%;俄罗斯位居第五位,比重接近5.14%。要特别指出的是 ,由于谷物在我国粮食总产量 中 占主体地位,因此 我国的谷物总产量也列居世界首位。其中,稻谷和小麦的总产量,都居世界首位;玉米居第二位。此外,作为广大居民食物构成重要营养素奶类和 大豆 ;占世界第6位和第4位;奶类和来源的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茶业、茶油等,也高居世界第一位; 至于芸豆、绿豆、荞麦等多种杂粮都位居世界前列。
3. 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新中国始终把民生福祉、 人民 温饱问题放在至高至重的地位。党和政府 充分 发挥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的 优势, 克服种种困难,创造有利条件 ,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促进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稳定增长。 从2010年以来,在 我国人口总量不断增长的条件下 , 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尤其是从2010年以来,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474公斤,比 世界人均粮食 占有量360公斤高出114公斤。 比2017年的444.5公斤 , 增加了29.5公斤,增长6.64%。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步提高,为确保我国 居 民口粮绝对安全,以及民众生活向全面小康化过渡都创造了基本物质条件。
二、 民众生活从饥饿到温饱,再到 小康化
粮食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居民占有和消费的粮食等主要消费品的品种、数量和质量,既是衡量一国一地粮食安全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其生活质量及营养结构的基本标志。 建国初期,民众生活不得温饱。 即使到改革开放前夕 ,我国 也未 摆脱“短缺”经济的艰难处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人民生活经历由苦变甜 , 人均粮食等主要食物的占有量逐步增长, 中国经历了从 “统销、票证”供应的 短缺 岁月、到丰满的“放开、购买”的买方市场时代,广大民众 手中 的“饭碗”从饥饿、半饥饿型变为温饱型,再升级到基本小康、并向全面 小康过渡。
(一)居民食物从短缺单一,转变为丰富多样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居民还必须凭本、凭票购买粮食等主要日用品,按照计划供应。那时候,不仅供应数量不足,而且品种单一,以粗粮为主。全国市场供应还普遍实行“票证”制度,像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等,名目繁多。当年居民的粮食和其他食物的消费量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的“饭碗”里装的多是粗粮和薯类。整体上看,居民食物结构单一化、粗质化。
然而,伴随着我国农业粮食生产“十 七 连丰”,尤其以农业粮食“供给侧”结构为主线的改革 快速 发展 ,使农产品供给品种和质量显 著 改善,为粮食“消费侧”结构快速升级提供了基本条件。 随着农业粮食结构调整 和生产量提高,我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结构不断改善 和趋向合理。若与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我国居民食物结构吸取了东方和西方食物结构的长处,形成了把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相结合、互相取长补短、合理搭配的科学膳食结构。它以谷物消费为基础,合理增加动物性食物、包括肉蛋奶及水产品等的消费量,并辅之以蔬菜、水果和薯类。实践证明,这种膳食结构更适合人体的生理需要。
(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状况和水平的重要指标。 目前通行的标准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家庭恩格尔系数平均大于60%者,为贫穷;50%-60% 为温饱;40%-50% 为小康;30%-40% 属于相对富裕;20%-30% 为富裕;20%以下 为极 其 富裕。 居民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居民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高达57.5%;同年,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城乡平均为62.6%,属于贫穷型。但是到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到29.39%。这是我国恩格尔系数首次跌破30% , 2018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新低,为 28.4%,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 。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再降0.2个百分点,降为28.2%,至此连续八年下降。这标志着我国居民、包括广大农民的生活在内,总体上已过渡到全面小康生活阶段。
(三)居民食物营养水平名列发展中国家前列
通过 对我国居民人均主要食物消费量与经济发达国家 及发展中国家食物消费量进行比较, 可 清 楚 的 看到,我国居民食物消耗量及摄取营养素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1)谷物人均年消费量。中国为152.0公斤,发达国家为131.0公斤,发展中国家为156.0公斤。(2)蔬菜人均年消费量。中国为270.0公斤,发达国家为115.0公斤 ,发展中国家为118.0公斤。(3)肉类人均年消费量(包括猪牛羊肉)。中国为54.0 公斤,发达国家为80.0 公斤,发展中国家 为28.0公斤。(4)鸡蛋人均年消费量。中国为17.0公斤,发达国家为12.0 公斤,发展中国家为7.0公斤。(5)海鱼人均年消费量。中国为26.0 公斤,发达国家为23.0公斤,发展中国家为13.0公斤。(6)淡水鱼人均年消费量。中国为12.0公斤, 发达国家为2.0公斤,发展中国家为 5.0公斤。(7)牛奶人均年消费量。中国为30.0公斤 ,发达国家为294.0公斤,发展中国家为81.0公斤。(8)水果人均年消费量。中国为64.0公斤 ,发达国家为86.0公斤 ,发展中国家为55.0公斤。
从上述人均消费的食物中,摄入的营养素水平如下:一是日均摄入食物总热量 , 中国为2980.0千卡 ,发达国家为3331.0千卡 ,发展中国家为2668.0千卡。二是日均食物总蛋白质 , 中国为89.0克, 发达国家为101.0 克,发展中国家为68.0克。三是日均食物总脂肪 , 中国为92.0克,发达国家为122.0克,发展中国家为68.0克。这样的膳食结构 更符合人体生理需求,有益于健康长寿,精力充沛。这组 数据还表明:我国粮食等主要食物的供应 已由“短缺”变为“充足”,由 “ 单一 ” 变为“多样” , 由粗粮为主变为以细粮为主,城乡居民生活明显改善,由“吃饱” 到“吃好”,再到“吃出健康”,居民粮食和食物消费结构转向优质、多样、营养、安全和方便 方向发展 的趋势日益强化,食物营养达到全面小康的良好水平。
三、粮食购销从传统计划体制,变为全面市场化
建国70余年来,我国粮食体制处在不断探索改革中。特别是从上世纪我国农业粮食实施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始终以市场化为取向、以体制改革为根本、以机制转换为核心,以探索创新为动力,不断引入和扩大影响市场机制的因素,直至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粮食产业经济全面市场化。这是我国粮食产销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和实质性大转型、大变迁。
(一)采取突破性举措,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
我国粮食体制从1953年到1984年,总体上实行的是传统粮食指令性计划体制。这一政策的内涵包括粮食计划收购政策、计划供应政策,以及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的政策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1972年,国务院针对当时出现的分散、本位问题又决定:实行统一征购、统一销售、统一调拨、统一库存的高度集中的粮食管理体制,简称“四统一”,这一政策逐步固化和强化。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粮食供求环境的演变,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弊端越来越突显,导致粮食价格倒挂、财政包袱沉重、市场流通不畅、粮食产业的路子越走越窄,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缓”的时候。
在历史前进到关键时刻,2004年,中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农民自主种植,自由销售,国家对粮农提供直接补贴。这一改革被称为对传统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的突破性一击。这场改革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粮食部门在推进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着力狠抓“五个要点”。即:“政企分开”的关键点;“完善机制”的中心点;“划分责权”的基本点;“分清粮性”的核心点;“破除旧体制”的根本点。经过多年不断的探索和改革、攻坚和攻关、健全和完善,促使我国粮食购销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破除了高度垄断的传统计划体制,逐步建立自由购销的粮食市场经济体制,由垄断单一化转变为放开多元化。
(二)粮食购销由“指令计划”转型为自由购销
早在1983年和1984年,国务院先后决定:对农民完成统派购任务后的粮食,允许多渠道经营,减少粮食统派购品种,粮食统购只限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品种。此后,国务院又采取了多项重大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举措:从1985年起,取消粮食统购,对小麦、稻谷、玉米和主产区的大豆,实行“合同定购”,确定当年的粮食合同定购计划为790亿公斤(含农业税)。从此,我国废除了实行30多年的粮食统购政策。1992年,国家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全国粮食购销同价。1996年,再次发起深化粮食价格改革的攻关,以理顺粮食购销价格。2016年,国家采取了突破性改革措施,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补贴”的新机制。其核心是,创新玉米价格形成机制,变政府定价为市场形成价格为主,变国有粮食企业独家收购为多元主体收购,以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几经攻坚克难、探索创新,我国粮食流通由“指令性计划”体制、转型以宏观调控为保障的全面市场化。
(三)实现和规范粮食市场管理宏观化
我国的粮食调控手段具有本国的特色,妥善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辩证关系:首要的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即宏观调控的方式。其完整内涵包括:以经济手段为主,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综合调控。但主要运用前两个手段,尽量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这里,着重阐述市场管理的法制化,即“依法治粮”问题。市场经济既为粮食产业发展提供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同时市场追求微观利益最大化,又可能会对粮食这个弱势产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粮食法制化是粮食市场化的后盾。粮食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调节市场主体,以及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权益关系和矛盾。